金十數據
巨額債務和貿易赤字雙雙激增，外國投資者逐漸冷對美債，美元高估風險帶來隱憂……特朗普的新政究竟是救市良方還是埋下地雷？
2025年，美國麵臨巨額債務與貿易赤字的雙重困局，特朗普的關稅和減稅政策或將進一步加劇通脹和財政赤字。
美元持續走強吸引全球目光，高估值帶來的金融不穩定風險令人擔憂。外資對美債興趣減弱，而國內支撐能力有限，美聯儲和財政部需平衡利率與經濟增長間的微妙關係。分析師警告，若不迅速提高生產率和創新能力，美國或將麵臨信用評級下調及全球市場信任危機。這場經濟博弈，懸念重重。
避免不了的財政清算時刻
華盛頓長期以來過度支出，遠遠超出自身經濟能力，但這一現狀在“特朗普2.0”時期可能變得更難維持。
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長期的自滿情緒開始顯現出後果。拜登政府為刺激消費而進行的大規模借貸“狂歡”賬單即將到期，而外國投資者對美國資產的興趣卻在減少。此外，特朗普計劃中的超大規模關稅政策也帶來了新的風險。
這兩種動態即將以驚人且不可預測的方式發生碰撞，而此時美債的購買者卻似乎不願增加對美元的敞口。
拜登即將把總統職位交接給當選總統特朗普，而留給特朗普的是超過36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特朗普計劃將他在2017-2021年間實施的1萬億美元稅收減免永久化，並增加新的減稅政策，這隻會讓問題更加惡化。
美國財政與貿易困局
目前，美國的淨外資投資頭寸——即美國人擁有的外國資產與外國擁有的美國資產之間的差額，接近美國GDP的規模。從特朗普2021年卸任時的-18萬億美元擴大至目前的-24萬億美元。
“特朗普2.0”政府將麵臨兩種選擇：要麽進一步加劇赤字，要麽製定戰略減少對進口的依賴。目前來看，特朗普團隊似乎傾向於前者。更多的減稅將增加美國對日本、中國及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儲蓄的依賴。同時，關稅和貿易壁壘將推動美國通脹並抑製消費。
關稅與雙赤字風險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前日本財政部副部長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指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僅可能孤立美國的朋友和夥伴，還可能無法實現減少美國貿易赤字的目標。如果其他國家采取報複性關稅，美國出口總量以及全球貿易總量都可能下降。”
伊藤還警告，特朗普承諾的廣泛減稅計劃沒有明確的支出削減方案，這將擴大美國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削弱國家儲蓄與投資能力，進一步加劇貿易赤字。“換句話說，”他指出，
“就像20世紀80年代的羅納德ⷨ㏦ 𝧵𑤸€樣，特朗普很可能會麵臨雙赤字。”
美元走強的隱憂
ING荷蘭國際的首席經濟學家詹姆斯ⷥ刧‰鯼ˆJames Knightley）指出，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導致商品價格上漲，加上因移民政策導致的潛在勞動力供給緊縮，可能使通脹率上升一個百分點。
當然，特朗普還將指責華盛頓的貿易夥伴“傾銷”商品或維持人為低的匯率。伊藤解釋說，
“包括我在內的一些觀察家猜測，特朗普選定的財政部長斯科特ⷨ㮧‰糖𝦜ƒ要求召開一次特別的G20會議，向其他國家施壓，要求它們對美元重新估值，這一舉動將引起對1985年的廣場協議的回憶。”
伊藤總結道，“除非特朗普在對世界其他地區進口商品征收關稅上采取謹慎的態度，否則美國將在經濟活力和全球影響力方麵受到限製。”
更加複雜的是，特朗普暗示要操縱美元匯率並控製美聯儲的決策權。這兩種傾向對全球通脹前景、美國信用評級或投資者對美元的信任均無益處。
關鍵在於提高生產率
隨著2025年的開始，市場很多目光都集中在穆迪上，這是唯一一個仍然給予美國AAA評級的主要信用評級公司。如果下屆美國國會玩弄債務上限，或導致政府關門，這種情況可能會迅速改變。
所有這些都是在海外對美國政府債務需求減弱的背景下發生的。十多年來，外國官方機構一直在減少對美國國債的持有。這一空缺已被國內金融機構填補。
問題是，美國股市一旦急劇下跌，可能會使美國資產對海外買家的吸引力降低，從而使其國內基金陷入困境。這將使美國金融機構資助政府6%GDP的赤字變得更加不可能。
經濟學家們一致認為，美國必須減少對進口的依賴。關鍵是提高生產率，重新點燃創新，並創建新的製造模式。這意味著增加培訓以加強人力資本，激勵新一代工業企業家，並改善基礎設施。
這也意味著需要在半導體、人工智能和其他領域進行更多投資，以提高美國的創新能力。波音、通用汽車、英特爾等開創性品牌可能成為過氣明星的方式，應促使華盛頓政府迅速采取行動，以振興美國企業。
特朗普和拜登都失敗了
拜登在某種程度上轉向了在國內加大建設力度。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拜登在2022年簽署的《芯片和科學法案》。該法案投入300億美元以加強國內研發。拜登還采取其他步驟以激勵創新，提高美國的半導體能力並增加生產力。
這標誌著與特朗普時代的變化。特朗普政策的核心是1.7萬億美元的減稅措施，這對提高競爭力或增加國內產能幾乎沒有幫助。如果特朗普的減稅計劃能夠促進創新和生產力，美國的通脹可能不會以2.7%的年率上升。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肯ⷦ™ˆKen Heydon）警告“監管俘獲的風險”，即法規受到特定行業而非公共利益的影響。海登解釋說，拜登保留了特朗普1.0時代的大部分貿易限製，他估計這些限製將使美國GDP減少557億美元，降低工資並減少全職工作崗位。
海登說，“至於‘解決’貿易失衡問題，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美國的貿易逆差飆升至200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從4810億美元增加到6790億美元。”
華盛頓的財政擴張政策意味著美國將繼續花費超過其生產的額度，從而使“貿易赤字的根本原因”得以延續，海登補充道。他認為，進口稅實際上就是對出口的征稅。
海登指出，這種影響既直接通過提高投入成本，扼殺增強生產力的競爭並引發報複和貿易條件惡化，也間接通過貨幣升值和允許進口競爭行業中的工資增長，然後溢出到更廣泛的經濟中。
不幸的是，無論是特朗普1.0還是拜登都沒有推出可信的計劃，來與其它國家在電動汽車、機器人、半導體、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生物技術、航空、高速鐵路等領域的多萬億美元努力相抗衡。相反，拜登也訴諸關稅，這使他回到了1980年代，那時這種政策可能還有效。
美元高估的風險伴隨特朗普2.0到來
在2017年到2021年間，特朗普的顧問試圖讓1980年代風格的涓流經濟學複蘇。他們失敗了，就像特朗普在東京的頂級亞洲盟友也失敗了。當時的首相安倍晉三也認為，股市的飆升是更大繁榮的秘訣。然而，工資並沒有大幅上漲，這削弱了更廣泛的經濟。
特朗普計劃大加關稅之際，正好又出現了所謂的“美元問題”。查塔姆研究院經濟學家大衛ⷧ›稳“（David Lubin）指出，近幾個月來，特朗普明顯傾向於較弱的匯率，以支持美國出口的競爭力並幫助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然而，“正如市場自美國大選以來所感覺到的那樣”，盧賓說，
“他的政策最終加強了美元。本已昂貴的美元恐將變得更明顯高估，這可能增加全球金融不穩定的風險。”
盧賓補充說，美元可能還有相當的上升空間，因為它目前還沒有明顯高估。“美國經常賬戶赤字是衡量一個國家貿易赤字的最廣泛標準，也是一個衡量財務脆弱性的粗略但有用的標準——去年略高於GDP的3%。這大約是2006年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所達到水平的一半，這意味著由於美元高估而產生的風險可能出現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後期。”
“美元上漲通常對全球經濟是壞消息。它往往會抑製全球貿易增長，限製發展中國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機會，並使那些貨幣將會貶值的國家更難控製通脹……一旦美元變得不可持續地昂貴，將會出現另一個問題：如何處理高估的貨幣，同時避免引發大量金融亂象。”
